电影《日瓦戈医生》。精彩之处仍不可胜数,一个片段给我印象尤深。医学院的学生日瓦戈,抱着几本书乘坐老式电车,跑过莫斯科街头,脸上充盈着希望、好奇、单纯……生活正在向他展开,一切皆有可能。

多年来,我总是期待在北京街头看到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。他们可以神色匆匆,也可以散漫不羁,书是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,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墙。

出人意料的是,我一次也没碰到过。在这座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,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,在餐厅里、地铁车厢中、公园的长椅上,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。

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。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,可能是一本书、一份杂志、一张报纸,或是一个iPad的显示屏。但是,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,似乎都失去了书的意义。它们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,迫使他们追问人生的意义。它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,帮他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技巧。

总而言之,它们不提供另一种逻辑,只加固原有的逻辑。此刻,现实的、可见的、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,幻想的、缥缈的、精神的领域不断萎缩,甚至变成了一种笑料。

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内心、人生的理想,不自觉地贬低知识、思想、精神的空间,认定它们不合时宜、软弱无力。

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,谈谈对于约瑟夫•布罗茨基的看法,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。人们甚至耻于提及一些词汇。在王蒙高声说“躲避崇高”十多年后,人们不仅躲避它,还讥讽它、践踏它。

这一切并不难理解。倘若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,此刻中国的精神状况,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、胡萨克时期的捷克、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处。一套意识形态系统崩溃了,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,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。

一套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,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

在把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、“臭老九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之后,“知识”与“知识分子”不仅失去光环,还是无用的象征;不断高唱的“理想”,让“理想”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……这种情况,因为新生的大众文化、商业文化,而变得更加严重。

这种被欺骗感实在太强烈了,以至于人们选择了什么也不相信。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种稳固的东西,来抵挡生命必然的脆弱。于是,所谓的现实的、可见的、物质的东西,不仅占据了我们外在的空间,也填充了我们的精神空间。

在一段时间里,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们的空虚,物质也带来了新的自由。而那种什么也不信任的态度,似乎也让我们感受到某种自由和尊严,它多少印证那句名言“玩世不恭其实是带着面具的良知”。

这短暂的交易已经到期了。物质的力量,不再能缓解精神的空虚,反而开始加剧焦灼。中国的年轻一代,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,却也表现出罕见的茫然无措。

因为不习惯谈论理想、书籍、诗歌、人生,一套房子、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。他们越是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,现实就越是折磨他们。

“玩世不恭”也与良知脱离了关系,很多时候,它仅仅是“玩世不恭”。昔日的嘲讽对象,早已瓦解。“嘲讽”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、应被警惕的力量。

正是精神世界的独特性、自足性,让每个人不同,让他们抵御被滥用、践踏的危险。

而这种独特性、自足性的前提,是人们必须重新寻找到探索、描述自己精神空间的词语、思想与情感。这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场景,令北京的街头出现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,或是聚会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机勃勃、也经常不知所云的高谈阔论。

每一代人、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方式,来确立自己的内在世界。但这种改变的前提是,我们必须把那些被玷污、扭曲的词汇、情感拯救出来,给它们赋予本来的光彩。精神、思想、知识不仅不是脆弱、无力的,反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,它们永远在防止现实权力变得过分粗鄙与粗暴。